文／林仁斌（學術委員、文化大學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學系副教授）
賴清德總統近日表示，將依程序由台電提出核二、核三再運轉計畫，送交核安會審查。其理由包括依法行政、因應碳關稅、支撐AI算力需求，以及提升能源安全與多元性，並強調須符合「核安無虞、核廢有解、社會共識」三項條件。然而，這套論證仍有多項關鍵問題有待釐清。
首先，去年《核管法》修法，僅開放停機後機組申請再運轉的可能性，並未賦予行政機關推動重啟的法律義務。換言之，核電是否重啟，本質上仍屬政策選擇，而非法律必然。若以「依法行政」作為主要理由，恐將政策判斷包裝為程序正當性，進而模糊決策責任。
其次，核電從來不只是能源選項，更是高度風險的制度選擇。歷史上無論是三哩島、車諾比或福島事故，皆發生於核能技術與監管能力相對成熟的國家。台灣地狹人稠，地震與極端氣候頻仍，一旦發生重大事故，其影響範圍與社會承受能力，將遠較多數國家更為嚴峻。尤其核二、核三機組已運轉逾四十年，設備老化與耐震條件，使風險評估更無法迴避。
再者，政府提出的「核安無虞、核廢有解、社會共識」三項原則，至今仍缺乏明確定義與可驗證標準。何謂「無虞」？是否涵蓋極端事故情境？何謂「有解」？最終處置場址何時可行？何謂「共識」？如何衡量？在這些問題未被具體回答之前，「三原則」恐淪為政治語言，而非可被檢驗的治理承諾。
在能源策略上，「核綠共存」亦未必如表面所言能提升韌性。在電網容量與資源配置有限的情況下，大型集中式核電可能排擠再生能源與儲能系統的發展空間，削弱能源轉型的長期基礎。事實上，能源安全的核心，不在於單一能源的存在，而在於系統的分散性與調度能力。
此外，將核電視為支撐AI與半導體產業的必要條件，也是一種過度簡化。高耗能產業的發展，應建立在整體能源規劃之上，而非倒過來由產業需求決定能源路徑。若配置失衡，反而可能排擠民生與中小企業用電，增加整體社會成本。
更值得注意的是，核電燃料高度仰賴進口，且屬大型集中式電源，一旦系統受損，影響範圍廣泛。相較之下，分散式再生能源與儲能體系，反而更符合現代電網對韌性的需求。
台灣歷經數十年公共討論，才逐步形成非核家園的政策方向，並於2025年完成最後一部核電機組除役。這不僅是能源轉型的里程碑，也是民主決策與風險意識的體現。若在缺乏完整論證與社會對話下輕易轉向，受損的不只是政策一致性，更是政府決策的可信度。
能源政策的本質，從來不是選擇哪一種技術，而是如何在風險、成本與責任之間做出誠實的制度安排。當核安未明、核廢未解、社會共識未成之際，貿然推動重啟，等同將不可逆的風險遞延給未來世代承擔。當政策可以在「依法」之下前進，最壞情境的責任，往往就不再被清楚指認。
最終問題其實並不複雜：當發展與風險發生衝突時，政府是否仍以人民的生命與安全作為最高原則？若答案無法被清楚說明，再多程序正當性的語言，也難以構成真正的正當性。這不只是能源選擇，而是國家治理誠信的試金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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