文／林仁斌（學術委員、文大副教授）
極限攀岩者艾力克斯．霍諾德（Alex Honnold）日前挑戰台北101徒手攀登，引發討論。有人讚嘆其勇氣，也有人質疑其冒險。但熟悉極限運動的人都明白，這類挑戰並非憑膽識一搏，而是建立在長期訓練、反覆驗證與對失誤後果的清醒認知之上。霍諾德之所以成功，不在於忽視風險，而在於以近乎苛刻的標準面對風險。當一次失誤無法重來，制度是否足以承擔最壞情境？這個問題，同樣適用於核電重啟的討論。
日本柏崎刈羽核電廠曾被視為全球先進核能設施之一，但近年曾因資安與內部管理問題受到監管單位關注。在能源政策壓力下，重啟程序仍持續推進，期間甚至引發監管機關對其安全文化提出質疑。這顯示問題不僅在於技術是否符合法規，更在於治理結構能否支撐高風險設施的長期運轉。
核電並非一般公共工程，而是一種「一次失誤、後果跨世代」的系統。成熟的核安治理，不靠口頭宣示準備就緒，而是依賴持續且獨立的監管機制，確保在任何階段都能說出「停」字。這也是台灣討論核電重啟時不可迴避的問題：核電延役是否納入環評檢驗？核安監管機關是否具備足夠獨立性與制度保障？重啟審查與運轉資訊是否透明，使風險與成本能被社會理解？核廢料長期處置是否已有可行路徑？事故責任與風險分擔機制是否具備可操作性?
若這些制度條件未落實，「核安無虞」便難以成為可被驗證的承諾。霍諾德徒手攀登令人敬畏，因為他清楚一旦失誤，沒有第二次機會。核電亦然，不同的是，承擔後果的不是個人，而是整個社會。真正負責任的能源決策，不是比誰敢冒險，而是是否建立能抵抗短期政治壓力的制度。
支持或反對核能可以辯論，但若核電仍被納入政策選項，最低前提應是核災應變制度足以承受「不如預期」的情境。否則，再完善的合規文件，也難以在關鍵時刻取代制度韌性。
台灣在能源決策上，需要的不是勇氣，而是更嚴格的制度承擔與對最壞情境的誠實面對。真正負責任的核電政策，不在於展現決心，而在於建立足以守住底線的治理架構。這不僅是能源選擇問題，更是民主社會如何面對高風險決策的試金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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