近日，賴清德總統在出席第79屆工業節慶祝大會致詞時，公開提及「核電廠重啟已在程序中，一切依法行政」；中研院廖俊智院長也在立法院答詢時表示:「核能在安全技術上可以突破」，這使得社會公眾對核電重啟與核安風險的討論再度升溫。事實上，核電重啟並非單純的工程技術問題，它涉及法規制度、社會信任、環境永續與世代正義的命題。倘若程序不透明、決策不完整，即便「專家」保證「技術可行」，恐仍無法消除社會公眾的疑慮。
美國的經驗很值得我們借鏡。美國將核能設施的執照更新視為「新的行政行為」，而非舊執照的自然延續。因此，核電延役必須重新進行環境影響評估，理由非常明確︰反應爐材料會老化、技術標準會演進、極端氣候風險已然升高，長期累積性的環境影響無法依靠3、40年前的資料判斷，必須重新審視。換言之，核電重啟本身帶來的是新風險，理應被要求通過環評審查，並提報其環評報告審查結果相關事項辦理情形。
反觀台灣，現行制度對核電重啟的法律定位仍不明確。《核子反應器設施管制法》第六條雖已修正，提供延役與再運轉申請的可能，但對「核電延役或重啟必須環評」仍未明文規範。近年來，社會上與學界多次指出，核電延役本質上就是「新權利的賦予」，理應重新接受環評。環境部迄今尚在研議相關法規，這也意味著現行法規確實存在空窗。這種制度不確定性，不僅使行政裁量空間過大，也使公眾對政府決策的正當性產生疑慮。
值得關注的是，制度漏洞帶來的風險不容小覷。高風險核電機組的重啟本身就面臨設備的老化與汰舊換新、技術標準演進、以及社會支持度低下的挑戰。如果主管機關僅仰賴「學者說可以」或「國外都能做」來推動政策，而忽略程序正義與公民參與，這樣的能源決策不僅無法回應社會對核安風險的關切，更可能加深政治與社會信任的危機。
因此，完善的法規與制度設計刻不容緩。在《環境影響評估法》中應增訂第五條之一，明確規定︰只要所設置之設施具有重大災害風險或長期污染潛勢者，在原許可或核准使用年限屆滿後欲繼續運轉，就必須重新進行環評。同時增訂第二項，將核電延役所需的評估、審查、監督程序，比照一般開發行為規定。如此，「核電延役要環評」的法律定位就很清楚，審查程序也透明可檢驗，可避免行政解釋成為決定重大能源政策的唯一依據。換言之，除明確申請許可或執照更新時的法律定位外，也能確保核能設施在延役階段所衍生的新增風險，持續受到環評制度的規範與監督，避免產生制度漏洞。
值得提醒的是，核電重啟的關鍵，不只是技術問題，更是社會信任與公民參與的考驗。核電重啟涉及科技複雜性、風險不確定性、多方利益衡量以及世代正義，任何制度漏洞都可能削弱決策的正當性。因此，未來環評制度的設計，更應強化資訊公開、建立互動式對話及風險溝通的平台，建立實質且有效的公民參與機制，藉以補正審查過程中可能遺漏的風險考量。
更重要的是，公民參與不能只是程序形式，它是政策正當性的核心保障。政府若希望社會能夠接受核電重啟的決策，就必須接受公開檢驗，讓各方風險、意見與對策充分呈現。只有在公開、透明、可被監督的程序下，核電重啟才能被社會合理討論與審查。否則，重啟決策就有可能淪為行政裁量與專家意見的單方面決定，社會信任恐將持續流失。
誠然，核電重啟可以專業討論，但獨立監管、程序正義與公開透明不能打折扣。核電重啟不是非黑即白的問題，但任何制度漏洞都可能造成社會信任與跨世代的長期赤字。顯而易見的，環評制度漏洞，絕對是台灣承擔不起的最大風險。
因此，真正負責任的做法，是把核電延役納入《環境影響評估法》的法律規範，明文規定所有對於周遭環境、生態、經濟文化等面向的潛在影響與真實風險都必須被評估、被辯論、被監督。唯有如此，政府決策也才能經得起檢證，社會共識才能逐步建立，也才能確保我們留給子孫的，不是潛在風險與長期債務，而是一個更永續安全的美麗家園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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