王女士：
德國社會的「合作社」概念已經非常成熟，當一群人具有共同的生活目的時「合作社住宅」就產生，每一個「合作社住宅」幾乎都有自己的再生能源發電「公民電廠」，讓整個住宅成為一個循環經濟的雛型。
「合作社住宅」是公民們自行討論和規範所組成的共同生活社區，與建商無關，因此，更能夠保障生活的權益，例如：不可進行房產交易，永遠不變的優惠租金（比外面租屋便宜）……等等。而且公民們決定成立合作社後，或者土地也取得之後，銀行會「主動」貸款給他們，因為銀行認為利息一定能夠回收，所以這也是「合作社住宅」能夠迅速推動的主要原因之一，讓「互住時代」來臨。
吳明全：
台灣原先修法讓電業即將自由化，但遇到COVID-19造成歐洲綠色通膨非常嚴重，是台灣10倍以上，而台灣能源轉型有台電擋著，所以台灣能源貧窮問題不嚴重，但是電業若沒有整個自由化，能源轉型就會很慢，不會有經濟誘因進來讓它轉型。
- 好的碳權交易必須有「總量管制」，不然沒有意義。
- 第二，誰擁有原始排碳權力，這個歐洲都不正義，先排碳就有權力。台灣跟歐洲、中國最不一樣的地方在於排碳太集中，台灣中小企業1萬多家真正占6成排碳只有15家企業。真的有交易誘因的就那幾十家，量太少沒有人要交易。
- 台灣一直引用國際資料幾乎會全錯的原因，台灣碳排90%以上是燃料燃燒，其中約56%是發電使用、約34%是石油燃燒。若是從源頭管制使用碳稅就不會漏掉很多，但2007年、2009年沒有把握機會完成源頭管制的能源稅立法，後來只能使用末端排放管制。末端管制要收錢就必須有證據，要依靠碳盤查，所以台灣走「碳盤查」，而台灣的碳費跟國外碳稅差別主要是，前者為「後端管制」，後者為「前端管制」，而不只是收費專款專用問題。因此，目前盤查550家中排碳最小大概就是2.5萬噸，所以排碳2.5萬噸的廠商，有些被盤查，有些沒有，為了不因為盤查行政因素影響市場競爭公平性，所以徵收碳費的排碳量，會先將起徵值扣除。未來盤查的數量增加，起徵值就會下降到1萬噸，甚至降到8,000噸。之前環保團體一直針對2.5萬噸說是圖利財團，其實起徵值是由盤查數量決定，碳費徵收與其說是排碳者付費，更重要的是引導碳排大戶（例如：排碳第二名台灣中鋼一年排碳快2,000萬噸）實質減碳。
施信民：
在氣候變遷委員會第一次會議中，與會者每人發言3分鐘，首先討論了全球氣候變遷對台灣的影響以及如何調適與因應。會議強調「調適」的必要性，因為這是台灣必須實施的行動，減緩指對地球所需的責任，台灣的碳排不到0.6%，對地球影響有限。隨後，會議討論了電力供需挑戰，產業界應注重綠能發展，環保界則強調要考慮台灣環境的承載能力，用電大戶需要承擔更多的責任。
劉志堅：
美國核電廠曾發生檢查未通過，只運轉15年就停止，當然也有運轉40多年的，因此擁核派就依照美國的標準，認為核二廠、核三廠在技術面還可以繼續運轉幾年，但實際上美國標準是比較寬鬆的。
台電雖然說核一、核二、核三的抗震係數都有增強，但也無法保證真的安全，所以根據日本北野進、佐藤大介在公聽會的說明，配合台電報告的資料，核電在台灣是不適合使用，台灣也需要尋找另外的替代能源，是否有方法找出自己的能源路？